法天象地，開物成務，易經入門之如何認識易經

易經是中國人都很熟悉的一個詞，影響遍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古代易經是上層建筑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如故宮里的保和殿、太和殿，貞觀、咸亨、永貞、至正、道光這些年號，以及“大哉乾元”、“大明終始”這兩個朝代名都是出自易經。

太和殿

近代蔣JIE石、蔣百里、陳誠這些名字都是出自易經。現在人們耳熟能詳的很多詞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三陽開泰，否極泰來，突如其來，無妄之災，待時而動，與時偕行（俱進）也都來自易經，可以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

但熟悉這個詞不代表就對其有準確的認識，不少人都會將易經與命理、算卦混為一談，這說明人們對于易經的認識是普遍存在偏差的，因此僅從減少被忽悠的概率這個角度來說，對易經做個簡單的了解也是有必要的。

一、易經的產生

易經的歷史極為悠久，所謂人更三圣，世歷三古，有著一個長期形成和完善的過程，也是中華民族集體智慧的結晶。易經的易字來源有不少說法，個人覺得以“日月相續，循環不息”為佳，作為統領全書的“易”則有三層涵義，即簡易、變易、不易，也就是說， 易經雖然深奧，但以不易為基礎，以變易為手段，以簡易為歸旨。 對“易之三義”的理解似乎不必拘泥，也可理解為以變易為基礎，以簡易為手段，以不易為歸旨，也能說的通，前者著眼于理論模型的構建，后者則以功用目的為導向。

易經最早是伏羲氏（推測距今八千年左右）“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陰陽兩爻，一疊為四，再疊為八，八卦即乾、兌、離、震、巽、坎、艮、坤。

以后在此基礎上

炎帝時推演出《連山》，以艮卦為首。

黃帝時推演出《歸藏》，以坤卦為首。

夏代用《連山》

商代用《歸藏》

周代的理論創新成果《周易》則以乾卦為首。

《周禮》上說“ 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 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別皆六十有四。 ”可見《連山》、《歸藏》都已經是六十四卦了，如果考慮到黃帝時代文字應該仍處于萌芽狀態，炎帝和黃帝時期的易經主要用法應為觀象會意，六十四卦每卦下面可能會有一些簡單的表意文字（符號），但到夏商時則應該已經產生了六十四卦的卦辭，這個從《左傳》中可以得到證明，至于是否產生了爻辭尚可存疑。

先天八卦與后天八卦

至殷末周初形成了周易，一般說法是周文王做卦辭，周公做爻辭，這個我覺得應理解為在二人的先后主持下完成了易經的體系更新工作，但考慮到文王的殷憂啟圣，周公的多才多藝，二人在此過程中作出了重大貢獻也是很有可能的。

現在所說易經主要指的就是《周易》，廣義上則還包括了解釋《周易》的十翼內容。

二、易經內容的 定形

易經產生之初可能承擔著計數（數學）、紀時（天文歷法以至陰陽五行）、記事（文字）、占卜等多重功能，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其他功能逐漸弱化分離，易經便逐漸成為一部關于社會、歷史、人事經驗總經的百科全書。用系辭里面的話來說就是“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開物”就是認識客觀世界，“成務”就是有效的改造客觀世界，冒是覆的意思，“冒天下之道”是說易經廣大悉備，能“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

易經與占卜確實有著密切關系，雖然敬神重鬼的商人在固化易經與占卜之間的關系方面可能起了重大作用，但東周以前易經由祭祀階層（掌祭祀、天文、占卜等）掌握確實有著天然的合理與便利，易經主要也是由祭祀階層傳承并發展完善的。因此神秘主義與占卜模式深刻地融入其中是難免的，易經與占卜的關系，可以說是離而不離。

但占卜只是易經的外衣而非內核，周武王伐商便是在天文、占卜所示都不利的情況下逆流而上并最終取勝， 春秋時斗廉提出“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孔子說“不占而已矣”，戰國時期荀子說“善易者不卜”，而孟母以“在中饋”教子，春申君以“狐濟水”說秦 ，都已是直陳卦義，無勞占卜了。

周文王

不排除易經的卦爻辭、卦序在兩周之間繼續發展變化，但這種變動整體而言不會太大，而用于解釋易經的《文言》、《系辭》、《彖辭》、《大象》、《小象》、《說卦》等內容（并稱十翼，古人一般認為為孔子所做，雖未必盡然，但孔子對于十翼的寫定和傳播應起了重要作用）最晚也應于戰國末期基本定形。

到了西漢之后易經成為群經之首，仕進的階梯，易經也便進入了經學時代。

三、兩漢及之后的易經

今文學家皮錫瑞憤激的認為，經學自東漢之后便是一部長長的衰落史，這自然也包括易經。易經自戰國末期定形至今，確實可以說是長期停滯，未見有實質性的進步，就連卦義也是與世沉浮，顯隱不定。

鄭玄

兩漢時期的易學，一方面是陰陽五行、天文星占以讖緯之學的名義大規模回流易經，另一方面是在象數之上疊床架屋，支離散漫，但是見其入未見其出，可謂用明而晦，漸失本相，易學于此盛極而衰。 需要說明的是漢易重象數是風尚使然，不代表他們不通義理，就像魏晉崇尚玄學不代表他們就不通詩書 ，整體而言漢易的水平是很高的。

至魏時少年天才王弼掃象，重新偏重義理，王弼掃象不是真的不談象，談義理也未必皆盡其理，其主要功勞是扭轉了風氣，同時保留了義理的門徑。

唐代《周易正義》以王弼注為主，漢易遂薪火失傳。唐人講事功，科舉重詩詞，經學非其所務，在學問方面實在比不上漢人精審。但一本義理為主的《周易正義》，一本保留漢易象數的《周易集解》非常重要。

宋易以圖、書為鮮明旗幟，究其實質仍是五行天文對易經的再次附會， 他們將自己發現的易經“新內容”稱之為先天八卦，將周易稱之為后天八卦，這實際上揭示了易經在產生后曾經歷過一個與五行天文相分離，走向人事，走向實用的過程。 至于朱熹剝離經傳直欲將周易重新打回卜筮之書，則見宋人是神游八極，不知伊于胡底了。

河圖洛書

元略過，明有來知德《周易集注》頗有功力。

清朝從歷史的角度看不是個讓人自豪的朝代，但從文化上來說卻是一個全面反思的時代，其對古代文化的大規模整理工作（這里面自然也包括易經），成就是巨大的，易經也回歸到象數義理并重的正途，可以說是否極泰來。訂閱號易經天下。

以上只是大體而言，掛一漏萬，其實對于每個時代、每個人對于易經的解讀，都應采取批判的吸收，擇其善者而從之的態度。

四、易經與現代生活

易經是一門關于社會發展的經驗科學，它的卦爻辭中所蘊含的道理與其說是先天的演繹推理，不如說是后天經過實踐檢驗的經驗總結，因此并沒有落時一說。

與之同樣出名的便是易經的難解，現代人直接去讀的話基本和讀天書差不多，如果拋棄易傳直接去讀卦爻則尤其如此。不管怎樣，對于文化的傳承與復興，易經是個繞不開的題目，充分的理解和認識則是實現揚棄甚或創新的前提和基礎，因而在有時間、有興趣的情況下讀讀易經是有意義的。